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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其等量齐观，则有可能损害宪法权威，侵害基本权利。

法律的适用通常被认为系属于逻辑上之三段论法的应用，亦即法律之一般的规定是大前提，将具体的生活事实通过涵摄过程，归属于法律构成要件底下，形成小前提，然后通过三段论法的推论导出规范系争法律事实的法律效果。[34]作为法律解释的第一步，广义法律说将广义法律含义纳入解释文义范围并无问题。

强合宪性审查权是包含了违宪认定及违宪宣告权能的合宪性审查权，而弱违宪审查权则是仅限于合宪认定但不包含违宪认定及违宪宣告权能的合宪性审查权。结合宪法关于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规定，可以发现：一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具有合宪性审查的最高权威，并享有终局性的合宪性审查权。两位瑞士学者将保全规则作为合宪性解释的一种独立规则类型，可以称之为保全规则独立说。这一过程本质上也是一个在宪法规范和法律规范之间目光来回穿梭的过程。根据体系解释的一般原理，相同的表述应当遵循相同的解释逻辑，表达相同的含义，第131条中的依照法律规定中的法律自然也应当按照狭义的法律来解释，而依照法律规定应当解释为制度性保障和法律授权。

[10]这是各种合宪性解释界定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就完善路径而言，法院提请合宪性审查，既可以通过制定合宪性审查程序法予以规范，也可以在《立法法》既有规范基础上完善，还可以在《人民法院组织法》或者三大诉讼法中加以体现。(25) 新意志即为卢梭所指的公意(general will)。

(20) 这一法治取向的党建路线在 2013—2014 年取得重大突破，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成为国家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马怀德: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政府理论》，《政法论坛》2020 年第 6 期。(39) 参见邓小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1 页。五四宪法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正式宪法，也是新中国以来被公认为具有最佳政治均衡性的宪法，是八二宪法的基本历史参照。

修宪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制度都为应对这一新时代治理秩序变革的重大挑战提供了强有力的宪法秩序基础和保障。修宪无疑展现了中共的信心提升与未来主义哲学视野。

当时的中国改革派及知识分子，开始大量阅读和接受西方现代性的规范知识以及产生对西方模式的内在推崇，于是产生了一种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进而提出超越当时中国政治与社会实际的改革思路及目标。监察法本身建构了一种多层次、相互配合的监督制约体系，用于确保监察委本身的廉洁性与合法性：第一，人大监督，包括听取和审议监察工作报告、执法检查、专题询问或质询。党政分离被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改革派普遍视为中国政改的共识与方向。这一新思路，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部脉络来看，有着改革史中阶段性反思与调整的实践性特征。

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合国，均难以达成永久和平之目标。监察法治：新宪法秩序的最大制度增量 2018 年修宪及配套制定通过的《监察法》有效弥补了反腐法治调整上党规与国法的体系性衔接漏洞。（43）西方的政教分离是以政治体系借用和模仿宗教治理形式的方式完成系统重建的，而绝非政教关系的截然断裂。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包括八二宪法的整体框架，有着非常显著的时代背景：其一，对文革灾难的思想与制度反思，其结果是取消终身制、推行党政分离及逐步建立民主与法制。

只是经历冷战及后冷战的秩序演变和历史考验，无论是美国的昭昭天命，还是苏联的国际共产主义，都未能带来一种与本国宪法秩序真正实现价值融贯及利益共享的全球治理秩序。其二，中国发展要坚定融入全球化并在全球治理中获取合法性和话语权（21）。

改革介乎革命与宪治之间，是非常政治向日常政治转型的特定宪制阶段。中国人对文明的理解是多元论的，尽管历史上也有华夷之辨，但总体上不认为文明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认为文明均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有其具体的历史和生命，在本质上都在回答一种合理的群体生活秩序应当如何的根本问题。

（24） 2018 年修宪的要点与意义 2018 年修宪在文本程序上遵循党代会报告—党章—宪法的规范修订次序，确保党与国家基本规范的一致性，在操作程序上遵循党的建议案—人大常委会提案—人大表决案的宪制惯例，将党领导人民形成的新意志（25）合法地转化为具体的宪法规范。尽管《监察法》规定了监察独立原则，但很难做到对合署办公之纪委的独立。理解 2018 年修宪所处的八二宪法体制，我们或许可以借用儒家解释中国古典王朝政治变迁的一种辩证认识论，即 1949 年以来的宪法秩序变迁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19），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的接力探索。这样一种特殊性质及复合性的法律执行机关，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更不是立法机关，当然也不是党务机关。近来，有代表性的讨论参见李树忠:《改革与宪法关系论》，《比较法研究》2020 年第 5 期。苏联 1936 年宪法序言也具有国际共产主义的理想性色彩。

八二宪法是现行宪法，既有对五四宪法共和价值的回溯和承继，也有结合改革开放及全球化的政治决断及制度理性，是 2018 年修宪的母体宪法。这一改革存在着党建与国家法之双重层面的重大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秩序构成中国新宪法秩序的扩展秩序，是中国宪法内在普遍性理想与价值追求的正当化且合乎时代精神之规范性表达。(36) 参见任剑涛:《逆全球化、民主轴心与全球化重构》，《探索与争鸣》2017 年第 3 期。

尽管修宪仍然基于八二宪法的总体框架，但是与八二宪法制定时不同，本次修正案在总体气质上更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43) 参见 [ 德 ]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7—77 页。

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宪即标志着这一宪法世界观的概念凝结与政治成熟。从文本上看，2018 年修宪以八二宪法为基础和依据，并在八二宪法规范框架内进行理念和制度的增量建构。(3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2019 年 10 月 26 日)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具有等同于法律的效力，全文参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官网。一带一路治理哲学要体现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及通过改革开放探索本国发展路径的国际关系原则与发展逻辑。

因此，一带一路将继续奉行中国既往的哲学与政治立场，坚持一种政治的演化史观，重视政治秩序演化中的社会建制因素，而不诉诸简单的社会契约论模型或公投模型。在此宪法逻辑下，平等权和社会公正成为检验新中国宪法实施程度及其正当性的关键指标。

八二宪法在改革年代基本实现了制度上的均衡发展与宪法价值的内在协调，既保障了改革的有序进行及融入全球化的实质进展，也避免了任何激进改变根本法的政治意图及尝试，确保宪法秩序行稳致远。新宪法秩序如何获得持续稳定之国民认同和国际社会理解，不仅取决于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规范性与确定性的自我承诺及具体建构，也取决于中国和世界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及世界之中国观的相应调整。

(35) 蔡美儿的观察与比较相对敏锐，参见 [ 美 ] 蔡美儿:《起火的世界：为何输出自由市场民主，却收获种族仇恨与全球动荡？》， 刘怀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22) 参见翟志勇:《八二宪法修正案与新的宪政设计》，《战略与管理》2012 年第 3、4 期合编本。

(16) 对七五宪法的具体研究相对较少，参见王人博:《被创造的公共仪式——对七五宪法的阅读与解释》，《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3期。和平与发展并非不关注自由和民主，而是认为和平秩序与发展利益是自由和民主制度成长的必要前提基础。在全世界陷入西方带来的民主民粹化及逆全球化的秩序变动与重组周期里，这一努力的全球治理意义必然更加凸显，也必然更受世界瞩目。因此，新宪法秩序尽管已经成形，但关于这一秩序的宪法信仰及共识则仍有待论辩及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及其系统化是这一制度共识凝聚完成的重要一步。

不同者，此次修宪虽非大修，却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起点而规划出内外协调的新宪法秩序。变者构成新中国宪法秩序的具体宪法律，是政治共同体关于如何从具体宪法规范上保障和实现根本法价值目标的制度性与程序性设计，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多部宪法文本中展现的具体执政路线、实践重点与制度架构。

（4）八二宪法的根本法原则及其制度内涵，与 1949 年以来的多部宪法或宪制性文件之间存在内在的实质性关联及连续性。(31) 学界的反馈意见，较有代表性的参见秦前红等:《关于〈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的研究意见》(2019 年 10 月 14 日)，爱思想网。

在政改层面，则有 20世纪 80 年代形成并短暂出现的党政分离路线，作为对毛泽东时代党政合一路线的修正。(2) 参见《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2020 年 11 月 18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网站，更完整的思想论述参见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